最近，前重庆市长、著名实战型专家黄奇帆发表了重要文章《生产性服务业才是经济增长的灵魂！》黄老这些年来在国内经济界屡屡发表重要观点，对启发和引领全国经济的确起到了很多所谓经济学家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次的观点如何呢？他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和价值，现阶段全面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方向和策略，并且用了“灵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生产性服务业，那是极高评价了。

但是，我觉得黄老这个“灵魂”一词用得稍有点不准确，无论如何，服务业就是服务业，不是被服务的主业，主业是什么？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力部队”的高科技制造业，这才是经济增长的“灵魂”。那黄老又为什么如此看重生产性服务业呢？该如何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位呢？我的看法是，在中国经济步入到当前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的时候，当我们力推的高科技制造业遭遇极大的发展瓶颈时，生产性服务业彰显出它特殊的能量和价值，因而成为高科技制造业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动力。

第一，为什么当前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家高科技制造业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

目前的中国已经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公布的全球现代工业体系中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总值已经占到全球的35%，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我们一直以此为骄傲。

然而从全球视角看，按照产业链前后端分类，世界分为三大类国家：前端类是资源能源供应业类国家，如中东国家、俄罗斯、委内瑞拉等等；中端类是制造业类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部分欧洲国家、东南亚等等；后端类是金融消费服务业类国家，如美国、部分欧洲国家等等。

中国处于中端类的制造业国家，且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样，既要受到前端类国家资源能源方面的制约，又要受到后端类国家金融消费方面的制约。一旦受到国际国内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必然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的产能过剩，这种失衡现象客观上必然对国内经济以及民众收入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些困难，如何实现战略性突破？一方面是通过一带一路等新全球化策略疏通国际关系，确保能源资源供应正常稳定和产能的合理输出，更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克服产业技术和服务端由于美西方人为打压围堵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说，西方卡脖子问题和中国经济突破的关键，目前表现在如何成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知道，目前若干关键性制造产品的底层技术或根技术的产权及高端服务仍然被美西方把持，我国制造业的大盘主体上还停留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只有一小部分闯入高端，无法形成基于我国的国际高端制造和服务的产业链供应链，这种状况对中国极为不利，既影响中国的技术突破和全球服务，更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综合效益。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性战略和策略并不在制造业本身，而是和制造业密切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科技研发、科技金融、检验检测、商贸物流、IP认定、标准制定权、财务和司法保障等等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领域的所有重大事项。中国经济发展的焦点已经不是工业制造底盘本身，而是与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关联的科技制造业的综合服务业保障、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市场的通达性。

从近期频繁发生的中美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等情况看，卡脖子工程的困局还比较严重，中国不能指望大规模修复西方既有的金融消费端的服务业体系和中国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大胆推进产业扩容和升级，搞出自己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例如北斗导航、5G通讯、光伏、特高压、电动汽车及高铁全国服务体系等等。中国也在抓紧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力争为中国制造提供先进的直接资本融资市场，也在大规模推进跨境电商等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建设等等。

由此看，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关键关口，就是：如何成功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和定价权的高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

第二，国内对生产性服务业认知及政策的不断深化过程

过去国内受三次产业划分的影响，理论界很笼统地把工业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把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而多年来对三产服务业的认知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误导性，似乎服务业就是生活性服务业，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往往把二产制造业及产业园区和三产类生活性的城市综合服务单独规划、投资和发展，结果严重忽略了在工业制造业和To C的生活性服务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大类和二产高密度相关的产业，即To B的生产性服务业。

忽略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国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而机会收益则越来越低。最近一些年来，全国各个城市都大力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大部分城市都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同于高科技制造业，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医疗设备、工业母机等等，结果单一发展科技工业制造业及其产业园区的结果就是，这些制造业和园区经济出现很大困难，产业竞争进入白热化，产业链供应链无法通畅地推进运行和实现价值，经济效益日益下滑，甚至出现大量亏损，曾经的光伏和当前的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的窘况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伴随工业制造业发展一系列关系密切的生产性服务业。

经过多年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我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知越来越清楚，对它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工业制造业中的地位和价值越来越看重。

此外，早在中国加入WTO、国内加工生产及出口业务大幅提升的10多年后，国内业界、学界已经对单纯增加制造业和出口表示出担心，对中国以提升综合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出不断深入关注和探讨的态势。

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首次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做出全面部署。

2019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涉及16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348个国民经济行业小类，其范围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科技研发设计服务、信息传输服务、金融服务、物流运输服务、商业仓储服务等10个类型。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这正是黄奇帆老先生在近期发表有关生产性服务业重要观点的经济成长背景和国家政策背景。

从一般性产业分布规律看，按照经济成本原则和产业集聚规律，通常越居于经济区或城市群中心位置，越是具有区域辐射力的高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容易集聚的地方。通常经济区或城市群的外围地带，会布局更多的制造业以及部分关联性的生产性服务业。

例如全球著名的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等等，其综合服务业占比都在90%以上，其中包含大约一半左右的高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其对外辐射力发生作用。国内的北上广等城市，其综合服务业占比也都超过了70=80%，其中高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都在40%以上。

由此看，中国经济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的再发展，必须对各个对内对外经济辐射力更强的超大特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给予高度关注和政策投放，让它们能够真正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除此之外，让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战略突破中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还需要做好如下一些重要领域的工作：其一是做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端服务业总部的建设，其二是做好科技金融综合实验运营服务系统的开发建设，其三是做好科技产业链创业投资服务的建设，其四是做好科技硬件和软件一体化的研发建设，其五是做好科创实验成果及产品的检验检测业务开发建设，其六是做好科技产业链生态环保绿色服务的建设，其七是做好大数据库大模型人工智能基地的建设，其八是做好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运营系统的开发建设，其九是做好科创产品境内跨境电商全流程服务体系的建设其十是做好科创企业产品专利品牌保护及市场推广服务的建设等。